陈洪本色书生谁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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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就听到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他的学问、人品，正如颜渊所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本色书生”！我是年考入南开，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宗强先生是年进入王门的，所以说虽为师兄，亦兼师长。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斧正的。当时在这位“温而厉”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思之犹如昨日。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问世，瞬间士林洛阳纸贵。当时，我陪先生去上海，王元化先生、章培恒先生等沪上学界翘楚轮番设宴，席上话题大半在此书。诸位先生皆盛赞宗强先生对那一段历史“同情的理解”，而史料之扎实，文章之赡逸犹在其次也。当时，感慨良多——八十年代中后期，南开的中文学科陷入困境，以致在公开场合有南方学界大佬肆意谤讪。不意数年间竟有如此大的反转。当时之感慨，集中于一点，就是学问、学术的力量乃至于斯！十几年前，宗强先生的研究领域转移到明代文学，半年之内数次邀我恳谈、讨论。我对明代小说研究略有所知，而他的思考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但是，关于《水浒传》作者与写作年代，《金瓶梅》的传播途径，李开先的仕宦经历等，都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的意见。其实，他当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却仍然愿意听到多方面的观点。我当然也是直陈所见，包括对于不同时段“文学思想史”范式的变通等。有些看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而宗强先生不以为忤，过后仍然招我品茗畅论。宗强先生性格偏于内向，但对朋友、对晚辈之热心直如春日。记得年，我晋升教授，请詹瑛先生做学术鉴定。由于学校工作的粗疏，给詹先生留出的时间相当迫促。宗强先生出于对詹先生的尊敬，也怕误了我的时机，就亲自去给詹先生送材料。当时刚刚降过一场大雪，雪融复凝，路上满布冰沟雪堎。罗先生车技很差，骑行在那样的路上实在令人不安。但他不听劝阻，硬是摇摇晃晃上路了。酷寒的冰雪与温暖的热流，那一幕终生难忘，真是“冰炭置我肠”！宗强先生多才多艺。诗文写作自不待言，而水墨写意犹见功力。一幅“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把《庄子》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悠远超卓。他与夫人同嗜丹青，相对挥毫，并有合集付梓。南开同仁每谈及此，无不欣羡不已。称宗强先生“本色书生”，似乎不够高大上。但在我辈心中，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不慕浮华，远离名利，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先生的楷模，虽不能至，但高标在前，终如浩浩天宇中的斗辰。宗强先生精研南华，对迁流之大化早已彻悟。今驾鹤归去，可谓了无遗憾。但在吾侪心中的哀思却是如何销得！（此文原刻于南开大学文学院网站）罗宗强：年生。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王达津教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年重回南开大学，初在学报工作，后回中文系任教。年升副教授，年升任教授；年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年至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至年，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年与年，两次受H本大谷大学之聘。为其特别研究班（博士、硕士与部分教师）短期讲课。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退休，同年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至年。曾任唐代文学学会、李白学会、杜甫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育部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遗产》通讯编委、顾问。年4月29日13点50分于天津仙逝。罗宗强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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