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否堪称千古一帝意大利传教士写的一本
千古一帝是对封建皇帝最高的褒奖,最初是历史学家对始皇嬴政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皇帝。一些拍马屁的人出于给皇帝拍马屁的目的,也将“千古一帝”的称号赋予了这些皇帝,使得这四个字成为夸张和吹嘘的形容词,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名词的内在含义。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皇帝,这是公认的事实。他在年幼时就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当时只有8岁。在登基之初,康熙的首要大事是罢免鳌拜,虽然这一举措更多地是出于个人原因,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皇帝的杰出功绩。皇帝的身份意味着他特有的职责,也就是负责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
康熙六年,即年,康熙亲政后,采取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宣布停止圈地。
圈地是清朝满族入关后,王公贵族强迫农民百姓无偿献出或以低价贱卖土地的一种政策。
剥夺土地无异于杀人父母,失去土地的流浪者中,男性要么为匪首,要么为仆役,女性更惨,大多被卖为婢女,甚至堕入青楼。
康熙下令制止满族贵族圈地,缓解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清朝在中原的统治,这是毫无疑问的。康熙二十年,他还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西南各省,防止了国家瓦解。两年后,他征服了郑克爽,收复了台湾。在军事方面,康熙表现出色,但这只是一个起点,属于他军事巅峰的历史场景还在后方。
年,经过雅克萨战争后,康熙皇帝和沙俄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部边界,并阻止了沙俄帝国对清朝满族大本营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份条约不只是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土边界条约,而且在条文中“中国”这个正式国名被赫然列出。从条约文本也能看出,康熙甚至整个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简单地认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同时也不再将清朝视为单纯的征服朝代,相反地,他们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并承认以儒法为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传统。
完成老家事务之后,康熙迫不及待想着要解决西北的大难题——噶尔丹。
事实上,在噶尔丹之后,还有沙皇俄国的影响,俄国当时也参与了操纵局面。因此,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清朝和俄国将战场从白山黑水换到了茫茫戈壁。
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代撤回大漠,成为多个部落的分裂。
噶尔丹是最强大的准噶尔漠西部落之首,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一心想要问鼎中原,试图复兴先辈的荣耀。
由于他的固执己见,噶尔丹走向了反对清朝的道路,占领了新疆南部。这对于康熙和清朝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康熙皇帝在年至年期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御驾亲征,历经三场大规模战争,最终打败了噶尔丹部队,成功统一了漠北地区。
康熙时期是清朝国力达到顶峰的时期,疆域几乎达到最大。在这个时期,清朝上空的东海迎来明媚的朝阳,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在傍晚时分被金色阳光照耀,曾母暗沙上清朝渔民的打鱼、晒网的身影也清晰可见,北方库页岛的丛林猎人捕杀着虎豹猛禽。清朝治下的领土面积达到了超过1.3亿平方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六边形皇帝康熙治下的大清帝国迎来历史上的复兴,生产力水平空前提升,国内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康熙奉行“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积极聘用贤才来治理黄河,实施“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税收政策,同时创办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编纂《康熙字典》、《全唐诗》等书籍,推动清朝文化的繁荣。
然而,每一时代都存在其特定的限制条件,每一位皇帝也都有自己不能触碰的禁忌。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皇帝,康熙治下绝大部分是汉族和满族,其天然的对立性不可避免。
康熙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不愿得罪士大夫阶层,因此也不敢大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二是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地位,不敢赋予汉臣财政和军事大权。
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的时间轴来比较,康熙确实是最强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时间和历史潮流,就会发现康熙略逊于其他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因为康熙没有将工业革命的技术引进中国,也没有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所以中国错过了适当的时机,位置上不了强国俱乐部,也因此做出了许多割地赔款的决定。
马国贤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原因
虽然在中国人看来,康熙是值得肯定的皇帝,但在第三方的视角下,康熙并非完美无缺。
在明清时期,正是大地理探索的时代,西方传教士便乘船抵达了遥远的东方。其中,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马国贤来到中国,似乎只是为了简单地传教。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它过于笼统,不够具体。
在马国贤来中国之前,康熙曾经接待过多罗传教士。但这则消息让罗马教皇认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会站在教廷这边。然而,事后的发展表明,罗马教皇太过天真,忽略了政治的重要性。
可以说这场争议更确切地说是一场文化之争,涉及到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上帝的翻译问题,在圣经中这个名字的译法,其二则是关于祭祖和祭孔的不同看法。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中,有的根据音译的方法将上帝翻译为“陡斯”,而另一位叫罗明坚的传教士则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翻译为“天主”。因为“天主”意味着天地的主宰者,和上帝意义上的相近,随后利玛窦更进一步,将《中庸》、《诗经》中的“上帝”替换为“Deus”。
这种翻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大陆推广教义,符合本地文化适应的一种改变。
龙华民接替利玛窦成为在华耶稣会会长。他十分严谨,坚信上帝是不可亵渎的。他认为中国人对上帝的认知并非视之为一尊被人格化的、独一无二的、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而是将上帝看做是天道和天命的一种无形力量,这种信仰源于经典著作的传统诠释。因此,他主张不管是上帝的名字,还是长相都应当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完全一致,任何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出入。
龙华民除了对“上帝”一译问题有争议外,还反对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祖祭孔的活动。
信仰应当唯一,人们要选择信仰上帝或信仰祖先,因而不能在这两者间反复转换、交错祭祀。
所谓的信仰不绝对,就是压根不算真正的信仰。龙华民的观点引起了激烈反响,教内不断争吵。为了平息分歧,教皇派遣多罗前来中国。
康熙十分优待多罗礼,甚至在第一次会见时便免去了跪拜之礼。然而,当多罗提出禁止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希望康熙予以支持时,康熙极为不悦,于是将多罗关押起来。因此,为帮助多罗解围,教皇派遣马国贤前来华助其一臂之力。
马国贤眼中的康熙皇帝
马国贤生于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的爱波里。18岁那年,马国贤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漫步,路过维萨戈尔宫时看到一个方济各教士正在宣讲。
他被这位教士的演讲所触动,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8岁时,正是我风华正茂、幸福快乐的青春时光。这一年,我接受了上帝的召唤,开始从事这个神圣的事业。”
因着对宗教的原始热爱,马国贤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马国贤一到北京,便凭借他深厚的绘画艺术赢得了康熙皇帝的垂青。他得知康熙喜爱山水画,于是专心致志于创作山水画,尤以承德避暑山庄的三十六景铜版画艺术最为出色。
虽然他更善于绘画,但马国贤的真正目的是传教。他采用独特的方法进行传教,首先与耶稣会的成员建立良好关系,以避免在回到意大利时受到打压。对于教皇明令禁止、与礼仪之争有关的问题,马国贤则采取变通、灵活的手段予以执行。
例如,他不使用“上帝”、“天主”的称呼,而使用“陡斯”这个词。
教皇颁布的条约中没有禁止参加祭天仪式,马国贤非常恭顺地跟随康熙的足迹,加入了祭天队伍。
尽管马国贤在表面上对康熙相当顺从,但在回到意大利后,他在回忆录《清廷十三年》中,对康熙表现出了一种轻蔑的态度。
依据马国贤的看法,康熙皇帝的第一个缺点是太过残暴,与有关康熙一贯表现相差甚远。例如,有一次,马国贤随同康熙从热河返回北京,当时已经很晚了,天色十分黑暗,很多官员希望能找到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休息。他们穿过了长城,停靠在一个距离长城几里之遥的驿站。这些官员错误地以为康熙也会在此停留,但令人惊讶的是,康熙却安营扎寨在边关。
皇帝在关外,但这些官员却悍然挑战皇帝的权威,直接走到了皇帝的前面。康熙怒不可遏,颁布圣旨对这些官员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康熙不仅让这些官员改变了方向,回转车驾,甚至还亲自回到关外。他们不得不忍受蚊虫的叮咬,很多人只能睡在没有垫子的地上,还有一些人只能露宿河边。次日一早天气十分寒冷,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让人感到异常的严寒。这段经历被记录在回忆录里,传颂至今。
乍一看,康熙的举动似乎过于激烈,但实际上,深层原因是中国的尊卑等级观念在暗中起作用。
在封建时代,康熙拥有天子的威严,他的官员们必须一直维持对皇帝的尊重态度。更重要的是,皇帝还有另一个身份——君父。
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必须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皇帝,这种观念下,官员们怎么可能享受比康熙更舒适的住所呢?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更注重实现人人平等,并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
马国贤除了批评官员过于苛刻,还记述了康熙过着放荡生活,对女性完全没有尊重。
年,康熙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木兰围猎活动,他带着他的妃嫔一共坐了六辆马车。在围猎期间,妃嫔们在山上的早已建好的凉亭里观看,周围的帘子都用绸缎遮挡。每当康熙下朝后休息,就和妃嫔在凉亭里做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
有时候康熙会兴致勃勃地让太监捉一些蛇、蛤蟆放在毛毡地毯上,看它们蹦跳逃窜、摇摆晃动来取乐。他甚至会叫嫔妃们去附近的山上采集植物根茎和野果。由于清朝的嫔妃大多都纠缠着缠足这一恶俗,采摘野果往往会因失去身体平衡而跌倒。每当嫔妃因采摘不当而仰天跌倒时,康熙都会哈哈大笑。回忆录还提到:“康熙曾假装追逐某些妃子,追逐的生灵已经残缺可怜,然而他还是追赶并将他们一个一个按倒在地。他坐在那里畅怀大笑,陶醉其中。”
马国贤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最为墮落的之一,尽管全世界都把它视为最高形式的幸福。作为一名传教士,马国贤有强烈的主观观点。他相信上帝创造人时只给了亚当一个女人——夏娃。因此,一夫一妻制是人类与上帝之间订立的契约。许多康熙嫔妃的存在显然严重违反了天主教义,象征着生活的堕落。因此,马国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批评康熙的荒淫生活。
在回忆录中,马国贤并未认为康熙一无是处。相反,他认为康熙十分博学,精通儒学,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康熙能够开平方根,每天花费一到两个小时学习。此外,他生活也很节俭,饮食简单,通常只吃一两道荤菜和几个素菜。
结语:
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哈姆雷特形象。《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从不同的视角揭露了帝王康熙不为人知的一面。
马国贤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传教士,他曾在中西礼仪和文化冲突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下来。
整体来看,回忆录对康熙的评价相对客观且语气平和,但由于马国贤对中国传统习俗和政治制度了解不深,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有争议性的言论。
到底什么是对还是错,这要看不同人对此的看法和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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