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砂拉越布洛克王朝华文教育的困境有

纵观19世纪整个砂拉越布洛克王朝的华文教育，华人教育面临着一些困境。

虽然秦始皇在两千年前就规定了文字，但是却一直不曾有一样的语言出现。我国本来就是一个经过几千年整合的文明古国，方言众多，有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东西南北，差异很大。

这个缺乏一样语言的问题就展现在教育上。因为缺乏共同的语言，各个会馆经营的学校缺乏交流，无法达到共识，不能夠组织一个机构共同监督管理，提高办学效率质量及教学水平，更未能够为王国内所有华校的标准化。

在第二个国王查尔士·布洛克及第三个国王维纳·布洛克有意识的政策下，古晋最早设立的学校是依据各属的方言群体而办的：闽南语（福建义务学校）、潮州语（民德学校）、粤语（益群学校）及客家语（公民学校与大同学校及后来合并为越光学校），同时各学校也是只提供予自己方言群体的孩子们。

海南人创的崇本学校与诏安人办的启智学校，这两所学校因为迟至三十年代才创立，所以一开始就是以华语为教学媒介。

然而因为启智学校是建立在诏安人聚居的地区，虽然从开始就大开门户予各属的儿童，结果学生清一色是诏安人子弟。这种以方言办校的结果就是毕业出来社会的学生，不能沟通，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偏见、差异、导致古晋的华人四分五裂，不能团结合作。整个王国内其他的华校的情形也是一样。

新加坡的报纸《叻报》年9月6日对当时古晋的五间方言学校有如此的报道：“各界之间，界限太深，私见太重，互相猜疑，互求嫌隙，致令各自为政，不相联络，少有观摩之益，并因经费支绌，虽各欲力图发展，亦难如愿。”这家报纸的报导很尖锐，一针见血提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英殖民地的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的华校，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又譬如，年，广惠肇公会应孙中山的中华党的要求，请到了他的得力助手，汪兆銘（汪精卫）到古晋演讲，过后，为我国改革做支援而成立了“启明社”。（该社的活动引起查尔士国王的警惕。

年，在国王的压力下，“启明社”的注册被取消了。）这是辛亥改革前夕的历史性大事。此时的汪兆铭是党派中的重要人物（虽然汪兆铭后来投靠日本成了大叛徒，那是后话），到访偏远的砂拉越王国应该是件大新闻，然而除了广惠肇会馆的刊物有记录，其余会馆刊物只字不提。可见其他籍贯的人并不重视或参与。

这种一盆散沙的现象其实就是当时我国国内情况的缩影。晚清时期，外侮频繁。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文盲普遍，民智未开，人民一盆散沙。从推倒满清过渡到议会政治，再到北伐，国共意识形态之争，日寇侵略，到后来的全面内战，但国内还是无法摆脱三千年来的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保守、陈旧、僵硬的宗法社会体系。

文化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面对一个崭新强劲的工业文明，我国就是刀俎上鱼肉任人宰割，在摸索自强自救的转型过程中，要经历过一百五十年的挨打，无数的牺牲，才领悟到其中问题所在。处在那个时代的砂拉越王国的华人及其华文教育事业又怎么可能先知先觉去面对困境，走出困境？

砂拉越的各个籍贯的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地谋生，人地生疏，依靠血缘、乡缘、地缘、业缘组织会馆，建立帮派，其目的原来是为求生存，组织起来相互照顾，提供歇脚地方，也以此团结凝聚力量，对抗外侮，保护利益，然而实际上的华人社群却只停留在方言、籍贯层面无法超越这狭隘的宗法制度观念，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当然，我国主流社会都无法办到，更遑论偏远地区的砂拉越国来自华人移民群体。这种分裂的局面恰恰就是布洛克国王为了他的统治的持续而所乐见的，也是他们所刻意营造出来的。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年日寇南侵，维纳国王举家避难澳洲，留守的砂拉越的秘书长及部份欧洲官员，都成了俘虏，而六间华校全部被日寇强行征用做军事设施或者被逼停办。

末代维纳国王的追求享乐，维持现状，对日本的野心没有充分的防范措施，危急时刻丢下王国，没有跟他的子民同甘苦，甚至皇储安东尼·布洛克也远在英国，日寇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整个砂拉越占领了，戳破了白人优越的神话，也把前二个国王的功业彻底毁了。年日本投降后，在商议复办学校时才首次出现统筹统办的建议，成立了古晋中华小学校董会与及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开始了整合团结的第一步。

从詹姆士国王时期的私人私塾，例如砂拉越上游矿工十二公司所设的私塾，古晋商人私人的私塾，或者是查尔士国王初期的古晋广惠肇公会馆内设的私塾，甘蜜公会设立的私塾或是官民合办的砂南坡汉民学校或是设在凤山寺庙内的私塾，都缺乏史料记载关于教学的详细内容。

只是提及是依据当时我国国内的教学法。基本上就是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与写加珠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再加《幼学琼林》。

新式学堂开始后，学习内容是读和写、国语、英语、算术、公民、美术、体育。早期的教育方式，没有一样的机构管理，没有规范，没有监督，纯粹民间自发，因此无法衡量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十九世纪的砂拉越国的华人，若是分析其背景则是闽、粤两地下层的移民，本来就远离中华文化中心（北京、南京或广州），来到砂拉越从事农耕种植或者在市镇从事商业活动，距离主流文化中心更远。

对文化的要求是讲实用，关系到家书往来、买卖、利润、账目诸事，或者是庙会、庆典、喜丧活动时需要书写关于各类仪式程序，能够书写出来就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穷乡僻壤，甚至是闻所未闻之地，能够请到的师资质量也就只能一般了。

即使到了维纳国王时期，砂拉越国的基础设施算是相当完备，华文学校迅速增加，学校的师资质量还是未尽完善，绝大多数的教师只有高小的程度。

因为三位布洛克国王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王国内的华人循着各属的方言高度分裂。王国内的学校蓬勃发展也是循着一样的方式，所以学校数量很多但是学生人数不多，办学经费有限，设备不够完善，恶性循环，那么教育出来的质量就欠理想了。

年的《砂拉越行政报告书》如是写道：“华人教育裁培出来的学生程度低，但是这正好符合当前国家的发展水平，因为这种程度才适合华人子女的正常社交与商业活动，才适合他们去从事农耕生活而避免栽培出一大批失业的，对国家不满的白领大军或者是政治觉悟性强的学生大军。”

由是观之，囿于客观的环境，官方的政策及华人群体本身的分裂，要提升素质是有重重障碍的。然而所谓教育质量不高的报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份报告是年国王单方面的教育质量评估，并非经过客观的对比二个教育系统的成果才下的结论。话语权在国王，他说了就算数。再加上述华校内部的问题，实际情况就无从得知。评估背后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是主要原因。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87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