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关于江南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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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为“学”而称之为“江南学”，是对江南区域研究的学理升华。从本质上说，江南研究是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综合性研究，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大而言之，犹如东方学、非洲学；小而言之，犹如藏学、徽学。然而江南研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江南学”，所谓“学”者，学理也，学科也，只有以江南研究为基础，然后进行学理逻辑与学科体系的建构，并拥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才能真正从江南研究进而成长为“江南学”。当然，“江南学”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建议学界就此展开讨论和争鸣。一、“江南学”概念的提出及意义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和亮点，有关“江南”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研究。“江南”是一个同时兼融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历史意涵与现实意涵的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空间概念，主要包含了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以及意象空间三重意涵，彼此有分有合，相互交融，由此形成“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泛江南”指长江以南地区；“大江南”包括今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中江南”指上海市、浙江省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即除去“大江南”中的江西省部分；“小江南”指环太湖流域地区，即所谓的“江南八府”：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诚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江南”区域界定，但通常都以此环太湖流域地区即“小江南”为核心区域。２０世纪的“江南”研究，是伴随近代学术转型而兴起，尤其是乘着新时期改革开放之东风而走向兴盛的。究其缘由，约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期积淀的历史优势。江南区域文化诞生、延续于长三角地区，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中国文化中心的逐步南迁，江南区域文化蓄势而发，后来居上。近代以来，更是临海凭风，引领新潮，在实现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其独特的开放精神与创新活力带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超越区域文化之上的独特意义与魅力，二是地处长三角的区位优势。这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国务院２０１０年５月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三是创新引领的学术优势。在当今学界的“文化转向”与“空间转向”的时代潮流中，江南同样得风气之先，以其最为丰硕的区域研究成果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的区域研究之路向，而且充分凸显了与世界对话与比较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学者提出了“江南学”这一概念。陈忠平、唐力行在他们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的《序言：奠定江南学的基石》中指出：“在２１世纪开始之际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建立江南学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而对江南有关的史学研究成就作一系统总结，即是发展这一学科的前提。”“当然，江南学也需要国内外学者在各学科的通力合作，从不同学科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引进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由于现代社会科学趋于专门化的倾向，２０世纪学者对江南地区的研究已日趋细致精深。但此种倾向也造成了这一领域内隔行如隔山的局面。本目录遵循现代历史学的原则，主要收录有关江南的史学论文。但我们也适当保持了‘六经皆史’的传统，收入了其他学科中涉及江南历史的论著，此举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学科内的学者在江南研究工作中的互相了解，以便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江南学学科。”此后，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胡晓明教授率先筹备成立了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并提出了“江南学”研究的“三结合”原则，即文学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国内与海外研究的结合，正式向学界亮出了“江南学”的牌子和平台。诚如陈忠平、唐力行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之《序言》所言，“江南是魏晋隋唐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对全国社会政治变迁有深刻影响，因而这一地区也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２０世纪的学者已对江南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为我们将来在次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目录收录评述有关江南地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诸方面流派、著述、成果等等的论著篇目或书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由于编纂时间所限，需要对２００７年以来的丰硕成果加以补充，但这毕竟是２０世纪江南综合研究成果的首次总汇，基本反映了江南研究从２０世纪前期的初兴、中期的衰滞到后期的繁荣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尤其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江南研究的衰而复盛正与改革开放３０年相同步。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江南研究成为国内区域研究中的显学，积淀深厚，成就卓著，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江南学”研究的多重学术价值从江南研究的勃兴，到“江南学”的提出以及后续的推进，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１．范式建构的学术价值。区域史的研究是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势，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同样，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过去的注重时间向注重空间研究转变。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不同，区域研究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涵盖了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这就对传统的专门化研究理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相关学者的固有知识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需要综合性的学科顶层设计和构想，更需要拥有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的跨学科沟通与合作。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研究中，江南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范本意义和价值，所以，从江南研究走向“江南学”的学理建构，无疑具有探索区域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意义。２．历史反思的学术价值。武廷海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１］一文中提出“江南之江南”、“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的三阶段论，即从远古到东晋江南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前，为“江南之江南”阶段，也是以江南本土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历时最长，但积淀不厚，所以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位；东晋南朝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以后，由“江南之江南”进入了“中国之江南”阶段，并在南北、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先后形成三次高峰；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再由“中国之江南”进入“世界之江南”阶段，江南文化由此开始了走向世界与现代转型的历史新征程。从口江南之江南”到“中国之江南’再到“世界之江南”，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为此付出了许多沉重的历史成本与代价。历史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教训，更是一种智慧，我们研究江南，首先在于总结昨天，但更重要的在于启思今天，展望明天。３，整体通观的学术价值。唐力行在《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强调指出：“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一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例如江南、徽州等，都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鉴于江南在中国地理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则江南之于深化中国整体研究同样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４，国际对话的学术价值。美国加州大学王国斌先生曾在《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２］一文中提出了“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两个概念，阐述了他对于区域与整体关系的见解。所谓“区域性世界”，是指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所谓“世界性区域”则是指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后，伴随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及区域与外界之间联系的加强，由此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互动、发展与变化，于是从前的“区域性世界”即变成了“世界性的区域”。在此过程中，又是以江南“导夫先路”，率先完成了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转型历程。而就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区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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