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弟弟
孙卓丢失天后，年12月6日，在警方组织下，孙海洋夫妇与孙卓在深圳相见。认亲仪式上相拥的瞬间，孙海洋抱着17岁的孙卓，放声痛哭。
与此同时，距离深圳公里外的新加坡，孙海洋的女儿、孙卓的亲姐姐孙悦通过网络直播看到了这一幕。正在吃饭的孙悦开始无声流泪，大滴泪水掉进饭里。
分别14年后，孙悦隔着视频再次见到了孙卓。视频那头的年轻人高瘦，戴着眼镜，额头像爸爸，眼睛像妈妈。隔着模糊的泪水，孙悦看着，仔细辨认着，直到眼前轮廓清晰的年轻人与记忆中的弟弟相重叠。那是三岁半的孙卓，额头宽，笑眼弯弯，穿着幼儿园的黄绿色短袖校服，右手比了个“耶”。这张照片被印在红底或白底的寻人启事上，被印在报纸上，张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也贴在深圳甚至全国一些地方的角落。
年1月，10岁的孙悦独自一人搭乘从湖北监利县出发的巴士，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她再没见到弟弟，看到的只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构成漫长岁月里孙悦对弟弟所有相貌记忆的来源。
孙悦用“癌症”形容这些年家庭的痛苦。父亲孙海洋曾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而现在，降落在这个家庭里的“癌症”终于被治愈。孙悦说，弟弟能找回，是她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
以下是孙悦的自述：
我在湖南永顺县长大。当时父母在县城的天桥下开了一间包子铺。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卖包子，爸爸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去店里和面、做包子。回想起永顺，感觉记起的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孙卓，而是一些自然现象，洪水和繁星。
因为上游泄洪，永顺常发大水。有一年，我在家里正看动画片，水渐渐漫涨，一直淹到电视桌下面。我爸把我举在肩上，跑去天桥上的高地避险。洪水淹进天桥下的包子铺，淹进家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爸爸总能解决好。坐在他的肩头，我感到安全。
有次凌晨出发去包子铺时，爸爸带上了我。从家里走向包子铺不过米的距离，他牵着我的手，四下无人，静悄悄的，整个城镇都在沉睡，我抬头，看到数不尽的繁星堆在天上。
在教育子女上，爸爸一向宽容，很少说重话。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学习这件事很执着，他觉得上学对孩子是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上学。小县城送孩子去上兴趣班并不多见，但爸妈给我报了舞蹈班。刚学舞时有很多基本功训练，下腰、劈叉，我觉得辛苦，不想去。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我发火。他抄起炉子旁的铁钳，大声问我要不要去。我吓哭了，他也慌了。赶忙扔掉铁钳，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父亲。
年，我五岁时孙卓出生。孙卓顽皮、机灵。我们在一起总是吵闹，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抢。这种吵闹是亲昵的，我不让着他，他也不让着我。
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回到湖北监利老家上学。爸妈带着孙卓去了深圳。我那时成绩很好，可是赴深务工子女很难入学，为了不耽误我，他们想在深圳安顿下来再接我过去读书。
年1月，独自一人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后，大伯把我送上从监利开往深圳的大巴。
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访者供图那时，我对孙卓被拐的事情一无所知。爸爸接到我时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也没有流露出看到很久未见孩子的喜悦，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出租车停在包子铺门口，夜色掩盖了“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
因为太累，回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才想起没有看到弟弟。走出房间，客厅的墙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着弟弟的照片。照片里，孙卓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脸颊肉肉的，咧着嘴笑着，右手比了个“耶”。
这时我才知道，弟弟丢了。
没有人正式地跟我谈过孙卓的事。记者和警察频繁到访，在他们和父母的谈话中，我渐渐拼凑出事情的详细过程。
那是年的10月9日，爸妈包子铺开业的第二天。天刚黑的时候，妈妈去包子店剁姜，叫爸爸在家里看着孙卓，爸爸打瞌睡睡着了，孙卓跑出家门，在离家米开外的白石洲城中村的花坛玩耍时，被人拐走了。当时包子店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很近，但妈妈背对着店门剁姜，没有看到孙卓。
深圳和我想象中繁华的大城市不一样。上小学时，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围绕着下白石新村的家、包子店，和店铺所在的巷子。
爸妈依旧延续着从前开店时的时间表，爸爸凌晨2点起来和面，妈妈随后到包子店，剁馅，调料，包包子。一直要忙到晚上8、9点。
家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变得破碎、摇晃。家里总在争吵，三天两头大吵。妈妈，爸爸，奶奶总在互相指责。妈妈怪爸爸在沙发上打盹没有看好孙卓，爸爸怪妈妈在店里切葱姜，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只有三四米，却没有看住孙卓。奶奶也吵，怪爸妈把孙卓弄丢了。
孙卓走失后，我妈变得很情绪化。一次和爸爸争吵后，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想要砍自己的手，被我爸抢下来，但刀背还是砸到了手。妈妈的手背肿得很高，是触目惊心的青紫色。
我害怕，不知所措。有时我会躲在房间里，有时就看着他们。我不会安慰，劝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哭。
爸爸越来越沉默，妈妈越来越敏感。从前，她爱漂亮，喜欢穿优雅的长裙，也爱尝试新东西。弟弟走失后，她更轻易地被触动到最痛苦的地方。有时她只是和我聊天，说着说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她开始流泪，越哭越伤心。
她的身体也变差了很多。容易生病，肠胃也不好，上楼没力气。有时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会给家里打电话，说来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动了。
我放学后常去店里帮忙看店。有次刚进店，看到我妈正在包烧卖，她低头专注于手上的动作，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滴一滴地掉进馅里。最后那盆馅只能倒掉。
家里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记者到访。有人采访时，妈妈会换个好看的衣服，画个眉毛，把头梳好，发根白发太多的时候，她会染黑头发。
记者来时，爸爸会提前告诉我，我会主动避开。那时的心态是大人正在办要紧的正事，我应该回避。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有媒体曾写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记者来家里，我被要求当众要叫父母为叔叔、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我确实叫过父母“叔叔”和“婶婶”，但只有那一次。他们扛这个担子已经很重了，他们想让我自由、轻松地过自己的生活。父母曾掩饰我存在的信息，也绝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为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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