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

上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次声明，保留李光耀故居是父亲李光耀的决定，“我身不由己。”实际上，有关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的争论已延续几年。在年李光耀去世后，李显龙主张保留故居，其弟弟妹妹李玮玲和李显扬主张拆除故居，以免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李玮玲和李显扬认为，李显龙保留故居是借李光耀的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但李显龙称，其儿子对政治并无兴趣，而且认为所谓“借李光耀的光环”是可悲的。

李光耀故居之争在表面上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反映出新加坡所面临的不平等挑战。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普通居民能够负担得起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一切堪称奇迹。但是，这一“社会契约”越发遭到贫富分化和相对剥夺感的挑战。英国记者尼古拉斯·沃尔顿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他在《寻迹狮城》中写出了新加坡的奇迹之处以及其将面临的挑战。沃尔顿认为，新加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其独立以来的五十年更轻松。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新加坡社会将如何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寻迹狮城》，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原作者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焦静姝译）

摘编

徐悦东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英]尼古拉斯·沃尔顿著，焦静姝译，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8月。

新加坡公民生活的三大“社会契约”：交通、食品和住房

就在尼尔街（NeilStreet）将与广东民路（CantonmentRoad）交会的地方，我路过吉祥红龟粿（JiXiangConfectionery）。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红加奶油色的巨大组屋的底层，门面也就比墙上的洞大一些。但别看它其貌不扬，其实声名远扬。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种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发亮并带有图案的黏嘴小甜点。新加坡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选购一份被精美装盘的礼盒，其中传统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头味和咸豆沙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简直就是为了塞牙而设计的。但排队购买的新加坡人络绎不绝。这种食品就像一个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为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与口味和广大新加坡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围绕该岛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的：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和高高耸立的HDB组屋。由于该国的居民忙于发财致富，他们期望生活的这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负担得起。

但这一社会契约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坚实了。矛盾的是，随着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却开始有相对不富裕的感觉。一捆捆新元的钞票也无法阻止全球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冲上她的热带海滩。这一讨论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为该岛相当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国家建立在明确的精英主义基础上。

而一连串关于金融巨头炫耀财富的报道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年4月，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盖瑞·林曾被指控嘲讽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富状况，当时司机拒绝了他抛出的新元的钞票。“你看看，谁叫我这么有钱，我也没办法啊，”他在视频里说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出租车司机吗？因为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林的餐厅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友一连串的愤怒攻击。盖瑞·林为了适当地表示懊悔，也为了缓解局面，让自己的餐厅为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饮食。1

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级富豪的粗鲁行为。它还涉及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尽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富裕，但这三个方面恰恰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从交通说起。捷运系统运行良好，公共汽车也都准时运营。当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个有遮蔽的步道为你阻挡倾盆大雨，直到你的组屋或鲜货市场门前。而且交通费用很便宜。与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连出租车的费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许会抱怨捷运列车的机械故障妨碍了列车的平稳运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伦敦足以塑造人个性的公共交通对抗过，更别说在高峰时段在雅加达或曼谷出行了。尽管当地人会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确实廉价且高效。像Grab或者优步（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又让打车出行变得更加便宜。

新加坡。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示赞赏。倒霉的英国人安东·凯西（AntonCasey）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公共汽车对于他儿子来说太脏太乱了，而且他很讨厌有些出租车司机的特有习惯。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没有接受凯西先生有建设性的批评，反而将他驱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这不公平吗？公平得很。

安东·凯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个银行家，而且引用一个金融业同行在《每日邮报》（DailyMail）上的话说，还是一个“白痴”。他和他的儿子之所以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为他的保时捷暂时上不了路。他把一张公交车的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加了一个标题：“爸爸，你的车去哪儿了，这些穷人都是谁？”他抱怨说，他不得不下车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恶臭”。他将一位出租车师傅称为“智障人士”。随着他奢华而自鸣得意的生活细节逐渐被曝光——包括他与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他匆忙乘坐飞机（经济舱）逃往澳大利亚。尽管他低声下气地向受辱者及公众道歉，仍然无法平息众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对银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热爱金融、对贸易开放的新加坡。尤其是当这个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那种煽动者可能画出的漫画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

安东·凯西的行为让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条巨大而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横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数人和拥有私家车辆的少数人之间。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辆中型汽车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卖到美元，但在新加坡要卖到美元。当你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或者法拉利经过时——在新加坡的某些区域豪车相当常见——你大概可以推测出车主为此花费了上百万甚至更多。

外籍银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有钱有势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样，怀着对同胞的同情之情照旧开着自己的迈凯伦（MclLarens）和阿斯顿·马丁（AstonMartins）飞驰而过。而公众最大的愤怒则朝向该地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超级富豪。民众的愤怒情绪被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点燃。在罗彻路（RochorRoad）附近的红灯路口，一辆法拉利GTO以每小时公里的速度侧面撞上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妇女，连同肇事的跑车司机马驰，当场丧命。新加坡的汽车所有权制度建立在拥车证（CertificateofEntitlement，COE）的基础上。事实上，拥车证是为期10年的汽车驾驶执照，可以随着车辆的出售进行转让。当一辆车车龄达到3年，那它的执照就只剩7年，而车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10年之后，执照过期，不管车有多花哨多昂贵，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后它会被运到其他地方出售。10年期的拥车证每年都会进行拍卖，而价格也一路飙升。早在年1月，B组车（cc或者97kw以上的车辆）的拥车证价值新元，到年11月8日，同类拥车证的价格涨至新元。年的金额与年1月的峰值（新元）相比，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一方面，拥车证控制了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数量。这里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绝对不会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城市那样，路上尾气熏天、摩托车劫匪频繁出没。TomTom导航仪公司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雅加达位列世界最拥挤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则位列第55名。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代步车，对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车的拥有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块玻璃天花板。用新加坡英语来说，这叫“可望而不可即”。新加坡的交通服务当然很优质，但当大众高尔夫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代表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奢侈品时，难免会让人产生挫败感。

社会契约的下一个支柱是食物。鲜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处。你可以用纸巾占个座位，对着海南鸡饭、菜头粿或是一盆营养丰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颐，吃完后还有一个70多岁的服务员来收盘子——他想在退休之后明智地存些钱，而所有这些劳动也就能赚几个零钱。除此之外，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新元；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新元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这样的价格让现实扭曲，让游客惊讶。诚然，这样的招待标准可能会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对饮食的期待，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标准，与一个典型的当地公民能负担起的标准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契约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约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里（通常拥有时长99年的租约），而少数富人喜欢类似高档度假村的私人别墅，这些别墅拥有无边游泳池以及像“皇家角”和“纳西姆摄政王”这样的名字。华彬汉美登顶级公寓可以将崭新的兰博基尼通过电梯运到你位于15层的公寓里，让坐在客厅里的客人，以及楼下路公交车上的可怜“穷鬼”们都看到。翠城新景是由31栋、每栋6层高的住宅楼组成的乐高丛林：实话说，与其说它是相互连接的格局，不如说它就是一堆摞起来的积木，但那都是小细节。无论如何，这座令人瞩目的巨大建筑群于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的年度最佳建筑大奖，它的风格和它获得的名望可是一个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新加坡组屋。

私有房产的业主们不但可以住在梦幻般的建筑里，享有网红度假豪宅，还能因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获得巨额收益。新加坡安全港湾的地位让亚洲其他地区的热钱像潮水般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治没有那么牢靠，而货币的波动像季风一样。那些有幸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了几百万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时捷和法拉利经销商的口袋里）。HDB组屋的价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赁者却被挡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边。

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这与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正活在梦中。历经50年，这里从一个丛林密布的后殖民地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的数据，新加坡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三名，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领先于文莱、挪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这个国家没有从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氢化合物，也没有为那些从人民手中窃取财产的盗贼们提供零税收的便利。一个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经济保障和物质财富，远远超出他父母辈的想象。在这里真正的贫困是很罕见的。

然而这个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愤怒。因为大众所能期待的物质水准和无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边的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水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反复强调自己的教育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众多高级职位却由外籍人士和在国外镀过金的本地人占据，这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买不起的汽车、公寓和餐厅服务。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还与世代更迭有关。对于建国一代而言，工作、财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心里，黏在他们方寸大的屏幕前，从没有面对过与上一代相同的困难。因此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年，新加坡已是连续第四次入选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这样的调查结果通常会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并传达出官方对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认态度。4年在国会就预算案辩论时，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Shanmugaratnam）明确指出，下列消费属于外籍人士的特有开支：“进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剧院里的最佳四连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并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满足于公共交通、小贩中心和HDB组屋。但我不确定这个信息在公民中的反响达到了尚达曼的预期。

如今不但在社会契约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作为新加坡社会基石的精英主义管理机制也开始受到质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产出，”李光耀曾说，“区别就在于，你如何挑选国民，如何训练、组织并最终管理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家里，没有无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没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级有钱的亚洲人，研究也证实了一种印象，即新加坡社会只有在某个不可渗透的社会顶层之下，阶层才是流动的。新加坡虽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顶尖大学读书的人，更愿意和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亲近。上层人士的特权不断被他们所处的社交圈强化，而上层以外的人则感觉受到了排斥。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国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对流动性和精英管理做出过公开承诺。一项调查表明，60%的年轻人考虑移居国外以寻求工作机会，并使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生活开支。

在李光耀去世后的几年中，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插曲加剧了人们对新加坡精英主义文化的担忧。这段插曲以李光耀遗嘱中的一项条款为中心，表现为李氏家族的不睦。遗嘱规定，家宅必须在李光耀死后拆除。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隐私考虑，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赞赏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后围绕自己形成个人崇拜。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他们这位前领袖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鲜有街道或雕像纪念他。李光耀也许是一位伟人，但他的家族不应该因此沾光。

李光耀故居。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爱的（尽管是被腐蚀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欧思礼路的黄金地段，那里曾经是一片种植园。（报纸估计，这块地皮如今价值超过0万新元。）年，关于这处房产的处理问题以一种颇为轰动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李显龙总理的弟弟和妹妹联合发表声明，称自己的胞兄“将自己对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欲望与李光耀的遗产牢牢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试图违背父亲拆除家宅的遗愿（李光耀年迈后一直照顾他的女儿李玮玲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们还称，李显龙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王朝，并表示“不管是以兄长还是领袖的身份，我们都不信任显龙”。而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面前则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自己的儿子对政治没有兴趣，并开玩笑说，如果他在13年的总理生涯后还需要通过一座房子来借用父亲的“光环”，“我也太可悲了”。

不管这些声明和总理的反驳是否属实，这场内讧能在公众面前展开本来就已非同小可。这件事情随后主要通过Facebook的帖子形式继续发酵，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新加坡政治权力与利益无涉以及精英化本质的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再相信新加坡社会中政治权力与利益无关，并且保有精英化本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阶级的合法性。

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正在对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新加坡人发泄不满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越来越大，无论这些人是外籍专家、家政工人还是亚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说，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乱哄哄的（你试着坐一下路公交车，该车往返于武吉知马和菲律宾人周日的多功能会面场所幸运商业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个阶层——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间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人为先党（Singfirst）的网站（口号是“公平社会、强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沦为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这是在明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政策将新加坡变成了财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而且这一政策还使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指责罗列出的事项还没有结束：一方面，税率旨在扶植外来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另一方面，压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此外，国民服役的要求对新加坡本国男子不利。它宣称，新加坡如今亟须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与“跨国公司和外国劳工”分离开来。与此同时，成功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人数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拥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请条件中要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对申请资格做出评判的评委会由当地人组成，6年76%的申请被拒，而在年申请失败的比例仅为30%。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民日益增长的不安定感引发了戏剧性的后果。在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在五个选区中只赢得3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年和年的补选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无疑称得上一场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许林珠（GillianKoh）的话来说，新加坡正演变为一个“赢家和输家”的社会，这种模式下的政治就体现为“人们对于现行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被削弱，因为人们认为是体制造就了他们”。

如何解决新加坡的外劳问题？

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提供咨询，并将经费拨给低收入人群。这一分析思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谋而合，大家都意识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称为“老街坊”。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按照所谓“公平考量框架”的规定，该举措旨在“加强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6年人力部部长林瑞生说，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双管齐下。首先，因为没有做出适当的努力，强化企业就业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家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这其中20%的企业后来对用人政策进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业仍然处于林先生的严格观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在人力资本运作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企业，将受到政府优待。

而单纯从逸事和个人层面出发，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发现，不管他们的资历有多优秀，也不管他们所在的行业本地优秀人才多么缺乏，他们都被排斥在了有关职位的竞争范围之外。每当我们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训练开始之前更衣的时候，我那些来自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朋友都会大声抱怨，自己在招聘时不得不跨越了怎样的重重障碍。然后他们会沮丧地摇摇头，说这些公司在浪费了两到三个月的珍贵时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人才。

与此同时，从量化的层面出发，岛上的非公民数量经过多年的增长后，突然开始发生逆转。年，新加坡外籍劳工的数量占到全岛人口的3.2%；0年，这个比例则是34.7%。8年，外来人口的数量达到每月19万人，涨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数则只增长了1%。尽管这一年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来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增长率通常在两位数），直到年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为止。外来人口的增长率就此开始稳步下降。到年，人数大幅减少，达2.7万人。

被削减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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