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全球化全球化浪潮中的航向标新加坡自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全球合作缺位，逆全球化兴起，世界乱相频出。全球化患病，如何治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院与澎湃新闻联合推出“治愈全球化”系列文章，从多元视角审视全球化，并尝试提出治愈建议。本系列文章只是个开头，欢迎投稿讨论大家的全球化。
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这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支持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举措。[①]6月8日，国新办举行《方案》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旨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平台。[②]
自由贸易港属于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类型，在地理范畴上归属一国或地区境内，但在行政监管方面则处于海关管理之外，具有“境内关外”和“监管便利”等特点，货物、服务、金融和人员可以在这里自由流动，被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③]目前，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阿联酋的迪拜，被公认为世界三大自由贸易港，新加坡位列第一。那么，中国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应如何学习和借鉴新加坡自贸港的经验？又能否实现创新和超越呢？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成长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南端的出口处，地理位置优越。马六甲海峡（MalaccaStrait），地处东南亚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沟通亚洲与大洋洲，是世界著名的商贸航运通道。海峡位于赤道无风带，通航条件较好，自古即为东西方政治、商贸、文明的交汇之地，更是当代多国海上运输和地缘利益的交汇点。这种地缘位置，促使新加坡在历史上长期维持着世界贸易中心的角色，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东南亚地区的关键节点，也是资本和贸易全球化的重要缩影。
15—16世纪，马六甲苏丹国崛起，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贸交易中心，吸引了来自印度、红海沿岸、南洋及亚洲大陆的商船在此停留，并进行贸易交换，明初郑和的船队也多次经停此地。[④]年起，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殖民，直至19世纪前期英国实力增强，开始在这一地区建立殖民地。[⑤]年，作为将爪哇归还荷兰的交换条件，英国在马来亚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扶植了新的柔佛苏丹，并由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StamfordRaffles）在这里建立了新加坡自由贸易港。[⑥]此后，英国又将其在马六甲海峡东岸连建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3个港口并称为“海峡殖民地”，为依靠海上力量崛起的英帝国经营其全球殖民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别于此前荷兰长期实行的贸易垄断政策，英国在这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加坡日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商港。
而今，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已位列世界三大自由贸易港之首，能够连通全世界的余个港口，[⑦]年的集装箱转运吞吐量占全球近1/7。[⑧]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化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是全球化进程在亚洲维系和运转的重要支柱；同时，港区的发展和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全球化总体进程的推动，才得以维系和延续。
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后，新加坡于年独立建国。其资源匮乏、国土狭小，但毗邻马六甲海峡东侧的深水航道，可通航吃水深度达20米的船舶，适宜发展转口贸易。鉴于此，新加坡借助马六甲航线和进出口岸，大力发展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产业经营模式，并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以相对完善的法制体系予以保障。年，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已突破万个标准箱（TEUs），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年，突破每年万个标准箱（TEUs）；年，成为全球首个累计处理5亿个标准箱（TEUs）的港口。[⑨]据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是继伦敦、纽约、香港后排名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⑩]—年，新加坡经济全球化指数始终位列世界第一，全球化程度的综合排名也一直位于世界前列。[11]
二、新加坡自由贸易港为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繁荣
作为支撑全球航运物流体系的区域性关键节点，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和繁荣，是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促进的结果。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单一国家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解决；这种趋势影响和制约了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推动人类社会在全球性问题中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2]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Nye）立足于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世界各大洲通过物质流动和影响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网络，而全球化与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则是全球主义的增加或递减。[13]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加坡立足于多维安全体系，保障国际航运安全环境；创新港区运营模式，为全球物流的畅通提供支撑；同时，又以富有特色的国家治理助力港区治理，增强全球治理的多样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治理与港区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共进。
第一，新加坡立足多维安全体系，为国际航运安全提供保障。在国际法层面，新加坡积极参与—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推动了领海海峡过境通行制度的生成，对外保障了使用国船舶的通行权利，对内为沿岸国自主管理海峡事务提供了合法性。[14]同时，新加坡还严格遵守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MaritimeOrganization，IMO）设定的《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nternationalShipandPortFacilitySecurityCode，ISPS）》，[15]为各国在海峡域内的行为设定了底线。在安全保障层面，新加坡长期与美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樟宜海军基地近十几年一直为美国军舰提供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海峡周边的权力结构得以维持着对新加坡较为有利的态势，也在客观上保障了港区航运安全的大环境。在地区合作层面，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和东盟创始成员国，虽在一定限度内欢迎域外国介入海峡事务，但多次重申不希望他们威胁到沿岸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与其他沿岸国一道，主导建立了护航、反恐、打击海盗等诸多安全治理合作机制。在港区治理层面，新加坡港务集团实施了一系列细致的安全治理举措，包括：运行“出入控制及电子保安系统（theAccessControlandElectronicSecurity，ACES）”和“面向威胁人员的甄别集成系统（theThreat-OrientedPersonsScreeningIntegratedSystem，TOPSIS）”，在制定安全规章和实施安全措施等方面，与新加坡海事和港口管理局（theMaritimeandPortAuthorityofSingapore，MPA）、移民和检查点管理局（ImmigrationandCheckpointsAuthority，ICA）、新加坡警察部队（SingaporePoliceForce，SPF）等安全机构紧密合作，推广3R的安保方法（Recognize，Report，Resolve），并在产业合作领域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39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