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时代变局下的新

除了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爱国爱乡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集体叙事，关于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到底有多少种个体鲜活故事的讲法呢？也许是衣锦还乡、荣耀归来，办学修桥、捐款捐物，回馈故里、声名远扬；也许是寂寂无闻，只是千千万万外出淘金者之一，在某一处谋生、成家和死去；也许是某个时刻见诸媒体的“黑帮”“偷渡”“被排斥/歧视”或是“被崇拜”……长期以来，华商、华工，以及其他身份的华人移民潮，就是如此川流不息，不断走向世界，不断流传着各种神话与传说，不断地演绎着与祖籍国中国的故事，不断地生动着中国和中国人。这是中国对外移民的经典画面——单向外流、不对称互动的移民历史。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革命性变迁，全球中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开放，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相应地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海外移民归国潮起潮涌，外国移民也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人出国与归国越来越常态化。时代变局下，重新审视华侨华人的研究，无疑极具学术与现实意义。

6月11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百年大变局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华侨大学吴剑平校长主持开幕式，党委书记徐西鹏致开幕词。此次会议邀请了王赓武、滨下武志、陈春声、葛兆光、钱乘旦、庄国土、项飚等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共同讨论新时代大变局之下的“新”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

大变局之下的新期待大变局，是近年来的高频词汇。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习以为常地谈论“全球化”到前些年被热议的“逆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所面对的世界都在起着变化。王赓武先生在会议发言中说，“对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各地社会，华侨华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回顾了国际海外华人研究的历程，提到“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WangLing-chi）教授，在该校举办第一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theStudyofChineseoverseas,ISSCO，）应运而生”。相较于彼时，如今谈“新时代”“大变局”确非虚言，也实在必要。

去年刚刚出版新著《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中华网》的滨下武志先生，他在发言中也肯定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指出“几十年来，华侨华人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涵盖移民史、移民代际变化、以及近年来广泛讨论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华侨华人研究亟需继往开来，开拓新领域，确立新方向”。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滨下武志先生谈到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以我本人的侨汇研究为例，经济史、国际金融等多学科，都已深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也颇有必要把地方研究（localstudies）从某一专门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

新成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首任院长吴小安教授在海内外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其英文专著《华人商业与马来属邦的形成—》（ChineseBusinessintheMakingofaMalayState，-）广受国际学界赞誉，曾荣获提名并最后入围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年度东南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全球六部著作短名单，年再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新近出版的中文新著《区域与国别之间》也深受学界好评；同时受邀参与撰写《剑桥全球移民史》第二卷。年，他与李安山教授、程希研究员共同编著《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认为应该明确“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主张研究思路多元化。吴小安教授如今放眼全球，倡导将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邀请一众来自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齐聚华侨大学共同探讨，可谓是应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接下来，便是对研究院未来的新期待了。

主旨演讲环节，大会邀请了葛兆光、项飚、庄国土三位教授。他们首先祝贺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并围绕本次研讨会议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主要内容如下。葛兆光：为什么东部亚洲海域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葛兆光教授指出，华侨大学所在地厦门、泉州，自十五世纪大航海以来一直是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枢纽，作用显著。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研究重点对象是“下南洋”谋生、开拓新家园的闽粤移民，正是这部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移民大格局、亚洲大格局和中国外部历史环境变化的大格局出发，葛教授开宗明义提出三大观点。第一，蒙古时代（十五世纪）之后，由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知识上的互相联系，东部亚洲海域开始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第二，十五世纪以后，中国和东亚的历史重心从面向西域开始转向东海和南海。这是中国史或者东亚史的大变化和大差异。第三，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最后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崩坏。

关于东部亚洲海域大历史，葛兆光教授分成三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首先，概念界定。从蒙古时代以后，东部亚洲海域形成了一个历史的世界。年，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东西分明的局面，集中于东部亚洲海域的海上贸易迅速崛起；官方使团和朝贡使者、各国海商、下南洋的移民成为东部亚洲海域连成一片知识共同体的建设者。葛教授认为，过去学界流行的东亚、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的概念均有缺陷，这也是他提出东部亚洲海域概念的重要原因。理由如下：一是忽略历史的南北向；二是只讲东海不讲南海；三是仅以汉文化为中心。

第二，历史大势。从西域转向东部海域、从西北转向东南，是中国与亚洲互动历史重心转移的大趋势。年，明朝出现了三大重要的转向趋势：一是从天下帝国转为面向东南；二是采取守势，设立九边；三是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贸易之路取代。东北亚与东南亚、东海与南海的历史发展相互关联，环东海与南海的交往、冲突构成了东部亚洲海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第三，颠覆性影响。欧洲人东来给明清易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首先，传教士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信仰。其次，商人改变了东部亚洲贸易的模式，从内循环到外循环。最后，殖民者瓦解了东部亚洲海域的国际秩序，东北亚的朝贡与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被冲击。19世纪中叶，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彻底崩溃。这种大历史的巨变，导致了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政府展开了一场到底是重视西北还是东南、是强化塞防还是海防的大辩论。

葛教授给国内学界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第一，在近世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提倡对“东部亚洲海域”（即东海加南海、东北亚加东南亚）的整体研究，纠正重视陆地、忽视海洋的偏向。第二，修正并补充欧美日学者的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的概念。第三，中国学者关于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研究能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些也是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未来需要关心的问题。

在东部亚洲海域研究领域，葛教授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学者可以有所作为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要承认中国学界对于南海、环南海，也就是对于东南亚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第二，要习惯重视他者的视角、立场和观点，不能仅仅依赖和信任单一的汉文文献。第三，要发掘异域文献，掌握“殊方异语”。

项飚：再生产性的人口流动

项飙教授坦言，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令他兴奋，相信这将拓展华侨华人研究的一片新领地，将华侨华人研究、百年大变局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项教授期望，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今后进行跨学科研究，将历史、当下和未来研究结合起来，将宏大的关怀与自下而上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项教授相信，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独特学术定位与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不仅将会重新定义学界的某些重要议题，同时将会给学界的公共讨论带来新风尚。

项飙教授主旨演讲以“人的再生产”作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一）概念和性质究竟什么叫人的再生产，在这个方面讲的最清楚，也是一个奠基性的思想家是恩格斯。人活在世界上做两件事情：一件是物质生产，另一件是人自身的生产。再生产是相对于生产的概念，包括教育、医疗、娱乐，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涉及价值观问题和意识问题，泛指文化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的再生产越来越成为跨国流动的重要推进力量。在以前，人们也为生计、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家，为了看病的需要而流动，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的再生产。但是当下的情况很不一样。首先，当下教育、娱乐与医疗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系统。其次，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下再生产的相关活动已经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和利润的重要来源，而不再是辅助性的社会活动。其三，不同于物质生产，人的再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性质，日益成为人员流动的驱动力；物质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关系日益脱节，具体表现形式迥异。

（二）对当前中国的启发

第一，使用再生产评估国际格局和国际影响力。人的再生产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利润的来源，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心。当前考察亚洲和中国在全球崛起，只重视物质生产活动而忽视人的再生产活动。当下，中国和亚洲是公认的世界工厂，但如果从人的再生产视角考察，中国和亚洲却尚未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是，中国和亚洲在全球的所谓崛起充其量只不过是物质生产的中心，或者全球其中的一个次中心而已，而人的再生产中心依然位于西方国家。所以，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转移，只是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东方而已。至于是否伴随着生产活动或再生产活动关系的调整，我们却仍然不太清楚；我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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